【篇一】
中華民族尚“禮”!岸Y”,是先賢們提倡的觀念經(jīng)兩千多年的被選擇、被認(rèn)同后,鑄成的民族性格。
孔子提出“克己復(fù)禮”,認(rèn)為禮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進(jìn)步的必由之路!抖Y記》中有這樣幾段話:“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以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薄胺踩酥詾槿苏,禮義也!币饧礊椋酥詾槿,區(qū)別于鳥獸,是因為懂得“禮義”。
“禮”,對于個人而言,是規(guī)定品德修養(yǎng)、行為舉止的具體要求;對于社會而言,是規(guī)范社會秩序、人際關(guān)系的具體約束!翱思簭(fù)禮”,就是要人克制自己的私欲,用公認(rèn)的道德規(guī)范來要求自己,回到禮義的規(guī)范中去。東方儒學(xué)講求“吾日三省吾身”“知恥近乎勇”。馬克·吐溫說,只有人是知道臉紅的動物。諸如羞恥、尷尬之情,是“克己復(fù)禮”的心理基礎(chǔ)。法律可以讓人不敢越矩,制度可以讓人不能越矩,只有“文化”,可以讓人不愿越矩。
家風(fēng)與家教,無形中培育著下一代的意志和品格!岸Y”與“義”之內(nèi)涵,諸如“*入則孝,出則弟,謹(jǐn)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xué)文”,是傳統(tǒng)家庭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在千年的傳襲與繼承中,具體化為“忠厚傳家遠(yuǎn),詩書濟(jì)世長”等銘文。
良好家風(fēng)傳承,非通過訓(xùn)詁等口頭方式傳承,更重要的是長輩的“身體力行”。西漢初年學(xué)者韓嬰《韓詩外傳》中記載有孟母“斷織”的故事:孟子小時不知努力學(xué)習(xí),時常中斷自己的學(xué)業(yè)。孟母為教育他,有一次竟用刀將自己織機(jī)上將要織成的布割斷,從而使孟子感悟到“半途而廢”的道理。劉向《列女傳》亦有的“孟母三遷”故事。范仲淹之所以志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因為幼時母親告訴他,“不為良相,即為良醫(yī)”——良相可以治國安邦,良醫(yī)可以治病救人,一個人想要自己快樂,就必須讓別人先快樂。家教之重要性,還可以馬為喻。馬是一種社會性動物,但若把一匹幼馬從小單獨飼養(yǎng),長大之后才讓它進(jìn)入馬群,由于它的社會性本能從未被后天誘導(dǎo)過,它就不懂得遵守規(guī)則,容易成為“害群之馬”。人同樣如此,兒童若是從小缺乏道德的啟蒙,他的善良本能就無法激發(fā),自私與冷漠的性格便難以抑制。
文化傳統(tǒng),是一個民族衍生的精神支柱。雖在時刻變動,但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拋棄它的傳統(tǒng)而重新開始。中華傳統(tǒng)“禮”“義”之文化中所包含的人倫觀、自然觀、生命觀,都應(yīng)當(dāng)成為醞釀當(dāng)下“家風(fēng)”的珍貴的思想資源。(李庚其作者系國學(xué)教育家、歷史學(xué)家)
【篇二】
“竹林七賢”是中國文人一道很獨特,甚至有些詭異的風(fēng)景線。這七人都喜歡搞怪,放在今天,也許會被視為“博出位”。不過因為當(dāng)時特殊的時代背景,“竹林七賢”的搞怪被理解為反抗司馬家族的黑暗統(tǒng)治,因此境界上被拔高了許多。
“七賢”之中,嵇康形象最為正面,而一直熱衷于做官的山濤比較負(fù)面。偏偏這兩人關(guān)系極好,盡管嵇康寫過《與山巨源絕交書》,臨刑前他依舊對兒女說“巨源在,汝不孤”?梢姡陲悼磥,山濤是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值得托孤。
論及嵇康、山濤兩人的人生之路,山濤其實更為可取。山濤雖然積極追求功名,但為官清正,能在污泥濁水的環(huán)境下潔身自好?h令袁毅曾送給山濤一百斤絲,山濤知道袁毅肯定不會只向他一人行賄,立即舉報就會得罪一大批官員,于是暫且收下。后來袁毅獲罪,招供了所有行賄情況,山濤這才上交那一百斤絲,絲上積滿灰塵,印封完好如初。亂世之中,保全自己之余才能有所作為,這點山濤做得很出色。
與山濤相反,嵇康徹底不與司馬家族合作。他的死,由呂巽而起。呂巽這廝,心如蛇蝎。他見弟弟呂安的妻子貌美,便起了色心,找機(jī)會*污了她。事后呂安要告呂巽,原本理所當(dāng)然?墒秋底鳛樗麄冃值軅z共同的朋友,居然出面替呂巽說情,最后不了了之。之后,呂巽反過來誣告呂安對母親不孝。嵇康出面替呂安作證,由此被司馬氏抓住把柄,最后遇害。嵇康被殺,是早晚的事。不過由這樣一件事引發(fā),實在有損形象。從嵇康處理與呂巽的關(guān)系,看得出他并不是個能干大事的人。嵇康的價值,只是在于樹立了讀書人的精神豐碑,其傲骨值得尊敬。
在竹林七賢中,阮籍最為不幸。不想與司馬氏為伍,卻迫于*威不得不做官。想要借酒裝瘋消極避世,最終卻不得不為司馬昭寫下“勸進(jìn)文”。阮籍的一生,活得最為憋屈。他代表著“七賢”中的大多數(shù),想叛逆但又惜命,看似名士風(fēng)度,實則窩窩囊囊,一事無成。
王戎是竹林七賢中的*,他十分貪財。當(dāng)荊州刺史時,曾動用部下為自己修建宅院,結(jié)果被免職。山濤當(dāng)官兩袖清風(fēng),王戎最后卻成為京城屈指可數(shù)的富豪。有人替他辯護(hù),認(rèn)為他這是“自污”,為的是讓司馬氏因此看扁他?墒撬晕郾H俗约,老百姓卻得供養(yǎng)著他這樣一個貪官,他能算一個正面人物嗎?這種自污當(dāng)事人很受用、很實惠,后世倒是有不少文人樂意效仿王戎。
竹林七賢,總體而言反映出了中國文人某些特性。要想特立獨行,但往往缺少勇氣或者實際能力,所以在普通老百姓看來,文人通常百無一用。那些搞怪之舉,有時候很像是遮羞布,遮住一些怯懦而已。(朱輝)
【篇三】
兩周時期貴族稱名除了名之外,還有字,“名”是父親在嬰兒出生后三個月所取,“字”是男子二十歲舉行冠禮時賓客所取。取字是冠禮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字的結(jié)構(gòu)為“排行+私名+甫”,其中“甫”通“父”。冠禮既然是在二十歲舉行,則男子在二十歲就有了“伯某父”“仲某父”等三字全稱結(jié)構(gòu)的字。
兩周時期的貴族女子稱名與男子類似,除名之外,也有字。《禮記·曲禮上》“女子許嫁,笄而字”,《禮記·內(nèi)則》“十有五而笄”,也就是說女子在十五歲許嫁之后舉行笄禮并取字。女子的笄禮是與男子的冠禮相對的禮制,同樣標(biāo)志著女子的成年。古書雖然沒有記載女子的字具體如何,但王國維《女字說》通過分析金文中女性名字,認(rèn)為“男子字曰某父,女子曰某母,蓋男子之美稱莫過于父,女子之美稱莫過于母”。從出土材料來看,兩周女子的名字方式種類繁多,形式不一,但無論怎樣變化,女子稱姓仍是名字結(jié)構(gòu)中的核心內(nèi)容,排行也極為常見,即《禮記·喪服小記》所言“婦女書姓與伯仲”!栋谆⑼x·姓名》“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解釋了女子名字中姓氏不省的原因。
盡管男女在命字時均以長幼排序,稱之伯仲叔季,但“男女異長”,是分別排列的,“孟”與“伯”在文獻(xiàn)中都可以用來表示排行為長。如《左傳·定公四年》:“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笨追f達(dá)疏:“伯是兄弟之長,故舉伯以為言!薄对姟む{風(fēng)·桑中》:“云誰之思?美孟姜矣。”鄭玄箋:“孟姜,列國之長女!备吆嘧ⅲ骸懊,長也。兄弟姊妹中的年長者稱‘孟’!毕牡摗夺屆稀氛J(rèn)為“孟”為會意字,表示用皿盛子,是古代民俗中殺首子、長子而食的體現(xiàn),故有首、始、長之意。裘錫圭先生《殺首子解》則從人類學(xué)及比較文化學(xué)角度,結(jié)合*文獻(xiàn)記載,論說古代殺首子而食具有獻(xiàn)新祭及祭后圣餐的性質(zhì)。
古代學(xué)者多認(rèn)為伯、孟描述對象不同,以伯為嫡長子之稱,孟為庶長子之稱。這種說法最早出現(xiàn)在漢代緯書《禮緯·含文嘉》中,《白虎通義·姓名》引曰:“嫡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但綜合分析,這一觀點是有問題的。
先來看異說者。如《左傳·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孔穎達(dá)疏曰:
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于妻子,則稱為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請后,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為適而稱伯,趙氏恒為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后,盾為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后,《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并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蚩纱呵镏畷r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
清代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說文義證》條中也進(jìn)行了分析:“案孟之與伯,對文或別,散文則通!对铝睢氛x曰:《尚書·康誥》云‘孟侯’,《書傳》天子之子十八稱孟侯,并皆稱孟,豈亦庶長乎?又案《白虎通》稱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然《公羊》《史記》皆以慶父為莊公母弟,惟《左傳》杜注以為莊公庶兄。故其后為仲孫氏,是孟氏庶長之說先未確也。又晉趙氏如宣子、文子、簡子、襄子,皆稱趙孟,而文子為晉景公姊莊姬之子,非庶長也,是孟非必庶之證也!抖Y》之伯某甫,《春秋》之伯父、伯舅、伯氏,《曲禮》稱同姓諸侯曰伯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又婦人稱夫曰伯,《詩》之伯也執(zhí)殳,自伯之東,豈皆適長乎?是伯非必適之證也。桂氏亦未分晰言之!蹲髠鳌分Q人謚如昭伯、惠伯、懿伯、戴伯、景伯、文伯之類,指不勝屈,而獨無稱孟者,此尤可為散文不別之證!
孔、李在分析晉國趙氏稱“趙孟”之后認(rèn)為春秋時期可能伯、孟的使用沒有嫡庶差異,這一說法值得重視。但孔穎達(dá)認(rèn)為伯、孟隨意使用,李慈銘認(rèn)為伯、孟均可指稱長子,對文別義以辨嫡庶,而散文不別的說法,并不正確。就*文獻(xiàn)來看,兩周時期男性排行用字使用“孟”的也僅見于孔、李所舉之例,其他指稱長子均稱“伯”。《春秋經(jīng)》稱魯國慶父為“仲孫”,唯《左傳》稱“孟孫”,稱晉國趙盾為“趙孟”,或因二人均有弒君之罪。魯公子慶父在莊公去世后,使人弒子般及閔公,而趙盾因趙穿殺晉靈公,貴為正卿,卻“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被晉太史董狐直書“趙盾弒其君”。慶父及趙盾排行為長而稱孟,或為史家春秋筆法,貶其有弒君之罪,微言大義。
兩周金文男子名字中含有“孟”字的,除去可以判斷是作為私名的,疑似用為排行用字的有“孟淠父”(《殷周金文集成》2202)、“孟狂父”(《近出殷周金文集錄》338)、“孟奠父”(《殷周金文集成》3842)、“孟肅父”(《殷周金文集成》3704)、“孟辛父”(《殷周金文集成》740)等。這類稱謂方式較之“伯某父”十分稀少,時代集中在西周時期。這些“孟”或為氏稱,如上文所舉“孟狂父”銘文作“孟狂父休于孟員,賜貝十朋”,類比同銘的“孟員”,“孟狂父”應(yīng)為“氏名+私名+父”的結(jié)構(gòu),相似稱名結(jié)構(gòu)還見于“吳父”(《殷周金文集成》3980)、“史斿父”(《殷周金文集成》2373)等。*商代晚期的孟父乙觚(《殷周金文集成》7099)以“孟”為族氏銘文,或與西周金文中孟氏有關(guān)。
反觀金文中女性稱謂,排行為長使用“伯”者數(shù)量亦寥寥,僅見“王伯姜”(《殷周金文集成》2560、607)、“伯姬”(《殷周金文集成》2060、3923)、“伯媿”(《殷周金文集成》4067)!安畫崱眱H一見,此器是胡叔胡姬嫁女所做媵簋蓋,簋蓋出于陜西武功縣窖藏,出土?xí)r是蓋在芮叔父簋上,伯媿當(dāng)是嫁于芮國,芮國為姬姓。另伯姜鼎(《殷周金文集成》2791)因受天子賞賜而自作器,此“伯姜”似為周王之妻,亦稱“王伯姜”。從現(xiàn)有材料來看,女子稱伯者多與周室有關(guān),或為周王之妻,或為姬姓之女(妻),這些人名均出現(xiàn)在西周時期。除此之外,其余女子排行為長者均稱“孟”。上博簡(五)《競建內(nèi)之》第9至10號簡中有“芋子”,趙平安先生在《上博藏楚竹書〈競建內(nèi)之〉第9至10號簡考辨》中從李學(xué)勤先生讀為“華孟子”,即《左傳》中的“宋華子”。這也是女子排行為長稱孟的例子。遍檢春秋戰(zhàn)國金文,稱“伯”者均為男性,稱“孟”者均為女性。
綜上所述,孟與伯的區(qū)別,至少可以說在東周時期實際使用時是以“孟”來表示女性排行為長者,“伯”來表示男性排行為長的,并不是*文獻(xiàn)中所論“伯”與“孟”是嫡庶的區(qū)別。男子排行為長稱孟,或是*文獻(xiàn)中史家筆法的一種表達(dá)。(韓宇嬌首都師范大學(xué)甲骨文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