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恢復高考制度之前的1952-1977年，高考作文題目中的時代特色就極其鮮明，比如1953年的“一個你熟悉的革命干部”，1960年的“我在勞動中受到了鍛煉”，1965年的“給越南人民的一封信”，等等。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高考作文也經歷了“去政治化”的過程，轉而更注重對學生思維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個性化的考察。今年高考，各地的作文命題，同樣顯示出這樣的特點。
作為價值理念的重要載體，今年，多地的作文題目突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比如，北京卷的“假如我與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題干中的英雄人物，雖然在時間上跨度極大，但都是“為了祖國，為了正義，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人”，比如岳飛、林則徐、鄧世昌、趙一曼、張自忠、黃繼光、鄧稼先等。
但同時，他們又不是臉譜式人物，在英雄行為的背后，也有“不乏兒女情長，有普通人一樣的對美好生活的眷戀”的一面。既看到英雄令人欽佩的一面，也看到他們作為普通人的一面，這種做法，也體現(xiàn)出命題思路的轉化——更加尊重人性、尊重個人，包容考生的多樣性和個性。
對人生多樣性的尊重和突出，同樣是多地命題的切入角度。高考的考生大多十七八歲，正是“走到人生轉折路口”的年齡。在這個年齡、這樣重大的人生場合，設法激起他們對人生道路的思考，寫下自己的答案，恐怕也是很多命題者的初衷之一。
例如，北京的另一道作文題，就是“靈魂深處的熱愛”;上海的命題則更有哲理，讓考生思考生命中的“堅硬”與“柔軟”;天津的考題，則點出了不同的人、不同的職業(yè)、甚至是不同民族的行為方式和思考方式，即所謂的“范兒”，讓考生寫出自己心中認可的方式。
雖然選擇不同、價值觀不同、人生道路不同，但同樣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這本身就是“中國夢”的包容性內涵之一。這一主題，在新課標二卷的命題中體現(xiàn)得更為充分：前沿科技工作者、基層技工和在微博上展示各地美景的攝影師，雖然人生道路不同，但都是“當代風采人物”，身上各具生命的美感與質感。
在時代脈搏背后，今年的高考作文，也在用不同的方式“致敬傳統(tǒng)”，喚起從考生到社會范圍的對傳統(tǒng)文化的思考與重視。
比如浙江卷的“文章與人品”，就是傳統(tǒng)文學中經常被討論的范疇;廣東卷的“感知自然的不同方式”，也體現(xiàn)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重要的“天”與“人”的問題。而山東卷中給兒子指點迷津的父親以及重慶卷中讓公交車等一等母親的兒子，也以不同的方式，喚起考生對“家庭倫理”這一中國傳統(tǒng)話題的思考。
同時，高考作文一直以來重視的辯證思維，事實上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重要的一支。
四川卷對“老實與聰明”的辯證思考，福建卷對“走路的人和走出的路”的闡釋，廣東卷對“遠與近”的剖析——一個個看上去相對立的范疇，其中都有相互依存與轉化的內核，更有學理與實踐的推演。
點贊與吐槽：作文引發(fā)的狂歡
高考作文題并不是高三畢業(yè)生的專利，無論畢業(yè)多少年，都阻攔不了許多人關注高考作文，甚至親自上手寫一篇的沖動。例如，教育部原新聞發(fā)言人王旭明，就上海卷和北京卷分別寫了篇作文，引來不少網(wǎng)友點贊。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駱峰回憶說，自1977年高考恢復以來，高考作文一直受到社會關注，并逐漸演化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近年來，隨著微博、微信的火爆，“80后”“90后”們的“神評論”，引發(fā)了范圍更大的“語文狂歡”。
今年的“神評論”纏上了娛樂圈。天津卷的“范兒”，被聯(lián)想到了演員范冰冰，因為不久之前，她與男朋友李晨高調宣布戀情時，李晨稱她為“小范兒”;而浙江卷的“文章與人品”，更是被調侃為出題人是馬伊俐——演員文章的妻子。
作文材料通常百字以內，但是一個字、一個詞，都可能引爆沸點。山東卷一公布，“肉豆須”成了熱詞。無數(shù)網(wǎng)友在微博里問：什么是“肉豆須”?甚至還有網(wǎng)文專門分析“肉豆須”。
高考作文為什么能年年讓輿論“炸開了鍋”?用網(wǎng)上的段子來回答：“這是我們現(xiàn)在還看得懂的東西�！彪m然有些調侃意味，但也有幾分道理。
“作文哪個好，哪個不好，哪個有意思，大家能插得上嘴，說得上話�！北本┐髮W中文系教授溫儒敏說。當然，除此之外，溫儒敏認為深層次的原因是，語文學科更具有廣泛的社會性，而作文更是對社會熱點和內心思考的表達，因而容易引發(fā)全民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