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都尉古劍》
唐•白居易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
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
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
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
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
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
愿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
不愿報小怨，夜半刺私仇。
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賞析】
這是白居易的一首詠物詩，全詩以李都尉古劍為描寫對象，表現(xiàn)其不同凡俗、剛直不阿的優(yōu)秀品質，詠劍與贊人，自然融合為一。其中，“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二句，贊美了寶劍寧折不彎的剛毅品質，其實，作者也是借此表現(xiàn)自己剛正不阿的品格。詩中的這把寶劍，不僅外表華美，鋒利無比，而且品質端正，“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它百煉成鋼，可以被折成一段一段的，卻不能把它柔軟地繞在指頭上，猶如士之可殺而不可辱。詩人反用劉琨《重贈盧諶》之“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詩意，意在表現(xiàn)寶劍質地堅硬，不屈從外力；同時也表現(xiàn)了年輕時志在“兼濟”的白居易的剛強秉性，正是“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F(xiàn)可用以形容一個人品性耿直，寧折不彎。
擴展閱讀：白居易的文學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庇纱丝梢钥闯觯诎拙右鬃约核值闹S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xiàn)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倍脑姼柚鲝垼仓饕蔷驮缙诘闹S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xiàn)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罗o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保恕蹲h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保拧恫稍姟罚┧磳﹄x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2]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保ā缎聵犯颉罚┰凇杜c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chuàng)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chuàng)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xiàn)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tài)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保ā抖咸迷娫挕罚┓泊朔N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擴展閱讀：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chǎn)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xiàn)實，必須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jīng)》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tǒng)，重視詩歌的現(xiàn)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xiàn)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xiàn)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chuàng)作服從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chuàng)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