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探望卡羅爾太太的路上,我又回憶起她家所遭遇的不幸。去年的某一天,卡羅爾太太的丈夫詹姆士先生和往常一樣開車經(jīng)過曼德琳大街的拐角,他怎么都不會想到,這是自己最后一次看到街心花園里的紫色郁金香了。幾秒鐘后,一輛突如其來的別克車狠狠地撞了上來,天意弄人,醉酒的肇事司機(jī)只是擦破了點皮,而詹姆士先生卻永遠(yuǎn)地閉上了眼睛。更讓人唏噓的是,那天恰好是卡羅爾太太的50歲生日,出事時詹姆士先生的西服口袋中還裝著兩張去夏威夷度假的飛機(jī)票,他本想回家后給愛妻一個驚喜。
近一年沒見,卡羅爾太太瘦了許多,但她眼睛里流露出的堅定與慈祥是我依然熟悉的。她還是那么熱情地招待了我,做了我最喜歡的巧克力蛋糕。聊天的時候,我忍不住關(guān)切地問:“這一年您是怎樣熬過來的?肯定很不容易吧。”卡羅爾太太聽了微微一愣,眼睛里慢慢地蓄滿了淚水。我意識到自己不該提起這個話題。
“是啊,有時候會覺得很孤獨,”卡羅爾太太拭去眼角的淚花,輕輕地說,“你知道嗎?30年前我和詹姆士結(jié)婚的那天,我曾對他許諾:此后的每一個早晨,在他上班以前,一定會對他說一聲‘我愛你’;而他也許下了同樣的諾言。我們真的一直履行著這個承諾,哪怕年華老去,記憶衰退。有時候他已經(jīng)到辦公室了,才想起還沒有互道一聲‘我愛你’,不過沒關(guān)系,我們總會及時在電話里補(bǔ)上,甚至有一次,我自己駕車冒雨趕到他公司,只為了對他說一聲‘我愛你’。我們就像小孩一樣執(zhí)著!被貞涍@些的時候,卡羅爾太太的臉上泛著一種動人的光澤,她繼續(xù)說:“就在我50歲生日那天,也就是他出事的那個早上,因為咽炎,我的嗓子幾乎發(fā)不出聲音。那會兒他已經(jīng)出門了,我走到廚房打開一罐巧克力醬準(zhǔn)備烤蛋糕,卻發(fā)現(xiàn)巧克力醬的表面上刻著他笨拙的字跡:‘生日快樂,我愛你。’那一刻我感動極了,下意識地飛奔下樓,在車庫里攔下他正要開動的車。我示意他不必?fù)u下車窗,然后飛快地掏出口紅在玻璃上寫下了三個字,‘我愛你’,這時我們倆都笑起來。這是我們年輕時曾經(jīng)做過的游戲,在我們相處的最后一個早晨,仿佛時光倒流了。”
“所以,我的孩子,”卡羅爾太太握住我的手,微笑著說,“我一直慶幸那個早晨我堅持趕下樓去對他再說一次‘我愛你’。這是他在世時我們說給彼此的最后一句話,我們的諾言至死不渝。所以,孩子,我沒有什么遺憾。而在這一年里,我養(yǎng)成了兩個習(xí)慣,一是每次吃過巧克力醬,我都會抹平表面,在上面刻上‘我愛你’;還有,每個早晨我都會用口紅在向陽的那面玻璃窗上寫下‘我愛你’,我相信,詹姆士可以感覺得到!
我扭過頭去看那扇灑滿陽光的窗戶,果然,幾個鮮紅的小字正像玫瑰一樣盛開。
有多少人像我一樣,是被這本書開頭的一段文字猛然擊中的——
“很快你就82歲了,身高縮短了6厘米,體重只有45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地美麗、優(yōu)雅,令我心動。我們已經(jīng)在一起度過了58個年頭,而我對你的愛越發(fā)濃烈。我的胸口又有了這惱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熱的身體依偎在我懷里時,它才能被填滿!
傾聽這愛語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個女人。傾訴者安德烈·高茲揣著一腔少年情懷,癡狂地愛著她。他“淌著眼淚”,深情回顧了他們從相識到相知、相愛的點點滴滴,說著“愛情,只有在與錢無關(guān)的情況下才是真正的愛情”之類的愛之箴言。而此刻,“美麗、優(yōu)雅”的D已身患絕癥。因為曾經(jīng)“承諾彼此柔情相待”,安德烈·高茲便在寫完了他的《致D情史》之后,毅然打開家中的煤氣,與愛妻共赴黃泉。
曾經(jīng)想,或許,這就是不可企及的愛之結(jié)局了吧?她活著,就是在努力延長著他的壽命!我跟自己說,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承諾彼此柔情相待”呢?
“我們的楊絳”——這是我在蘇州十中聽到的一個親切的稱呼。在這座園林般的校園里,我尋覓著少女楊絳的芳蹤。總是忍不住地猜想,能讓錢鍾書說出“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jié)婚”的女子,該是怎樣一個妙人呢?
她是個才女——她成名比錢鍾書早,最初別人介紹錢鍾書時會說:“楊絳的丈夫。”她翻譯的《堂吉訶德》,曾被鄧小平作為“國禮”送給西班牙國王;1989年,錢鍾書的《圍城》被搬上銀幕,當(dāng)改編人員討論如何才能更好地突出主題時,楊絳立刻提筆寫道:“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jìn)去。對婚姻也罷,職業(yè)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錢鍾書覽畢盛贊:“實獲我心!”
她是個賢妻——在錢鍾書寫《圍城》的日子里,她為節(jié)省開銷,辭掉女傭,心甘情愿做“灶下婢”。握筆的手乍干粗活,免不了傷痕累累,“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jìn)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但她明白夫君工作的價值,她說:“我賴以成名的幾出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
她是個勇者——1997年早春、1998年歲末,她的女兒和丈夫先后去世,她傷心至極,便逼著自己“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為悲痛是不能對抗的,只能逃避”。于是她決定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她思考人生,在耄耋之年寫出《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等力作;她用小楷抄寫錢鍾書的《槐聚詩存》,每天寫幾行,一寫就是半年,“通過抄詩,與他的思想、詩情親近”。
她活過一個世紀(jì)了!而他,又何嘗不在分享著她的“活”啊——活在她綿長的思念中,活在她深摯的文字里。
我想,如果安德烈·高茲沒有走出那一步,他今年剛滿89歲,與我們101歲的楊絳先生相比,他還是小弟弟呢!在我眼中,安德烈·高茲與楊絳都堪稱是與愛者“柔情相待”的典范,所不同的是,他們一個選擇了與愛者共死,一個選擇了與愛者共生。我無力對他們的選擇做出評判,我只想說,謝謝你們珍貴的提醒,愿天下愛者都能夠“彼此柔情相待”,愛到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