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過程中,成人可有意識地逐步提高兒童參與閱讀活動的水平,使其從被動聽故事逐步發(fā)展到獨立閱讀。國外大量研究已表明,早期分享閱讀經驗對兒童入學后讀寫能力的發(fā)展具有長期的促進作用。0Cornell和Reutzel等的研究證實,分享閱讀可對兒童的詞匯增長等產生積極影響,并能促進詞匯理解和言語流暢性的發(fā)展。
就本質而言,兒童在分享閱讀過程中對生字的學習是一種伴隨學習(IncidentalLearning)。目前,在美國興起的從語境中自然學習生詞的研究已證實,伴隨學習是美國兒童詞匯迅速增長的一條主要途徑。舒華所作的跨文化研究發(fā)現,中美兒童在純文字條件下,通過獨立閱讀,從語境中伴隨學習生詞的可能性分別是8%和10%,并且所有能力水平的兒童都能從中獲益。與獨立閱讀相比,分享閱讀增加了成人和兒童之間的社會性互動,擴展了閱讀的年齡限制和材料范圍,降低了難度。
那么,把分享閱讀作為一種進行伴隨學習的方式,可否讓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嘗試從事閱讀,并獲得與自然閱讀相近甚至更大的伴隨學習率呢?
有關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語音是兒童在閱讀中獲得語義的重要途徑,加速培養(yǎng)兒童閱讀能力的關鍵是幫助他們解決書面字詞的形—音轉換問題。兒童一旦掌握了“形—音轉換規(guī)則”,就獲得了將書面詞匯轉換為口頭詞匯的工具,從而可以順利閱讀。但漢字作為以表意為主的非拼音文字,不存在真正的形—音轉換規(guī)則,生字障礙對漢語兒童早期閱讀的影響尤為嚴重。為此,人們常常把拼音作為促進漢字形—音轉換的工具。
分享閱讀的意義與價值
早期教育研究已證明,在兒童某種心理現象出現的初期,提供相應的適宜刺激,可以促進和加快該心理現象的發(fā)展,而讓兒童盡早獲得閱讀能力的佳途徑就是較早接觸閱讀。
但在我國現行的基礎教育中,小學低年級以識字為主,三年級以后才開始閱讀寫作教學,究其內在的理論基礎,即認為識字是閱讀的充分必要條件。但是,認知心理學研究表明,識字是建立音、形、義聯結的學習過程,閱讀則是利用上述聯結來識別字詞,接通詞義,建立句、段、篇意義的心理表征,形成假說、推理和預期的更高級心理過程,因此,擁有一定識字量并不意味著能閱讀。
我國現行的閱讀教學遠滯后于兒童的心理發(fā)展水平,起不到促進兒童獲得閱讀能力的作用,甚至可能延遲或阻礙了其發(fā)展。
近來,國內也有證據顯示,更多進行自由閱讀的兒童,擁有更大的詞匯量以及更強的推測生詞含義的能力。但我國的傳統(tǒng)閱讀教學過于強調對少量課文的深度分析,學生閱讀量太小,難以養(yǎng)成閱讀策略;而且,課堂中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處于被動狀態(tài),參與機會較少,缺乏學習興趣。而讓兒童獲得成功閱讀的喜悅感以及對閱讀活動的勝任感,體驗閱讀樂趣,從而學會閱讀,樂于閱讀,即是成功的早期閱讀教學。
拼音的作用與爭議
關于兒童閱讀材料的注音方式,是一個很少有人研究但又十分重要的問題。認知范式的研究已證實,拼音可在閱讀理解等測驗情境中作為線索工具,提高兒童的成績。
但我們在分享閱讀教學過程中卻發(fā)現,與全文注音和全無拼音條件相比,各能力水平的兒童在生字注音條件下的學習效果總是差。這似乎與前人的結論矛盾,但我們認為,這是由于二者所關注的拼音起作用的階段不同。
前人的研究是在兒童已經建立語音—語義聯系的基礎上,證實拼音可在閱讀理解中起到代替字形提供發(fā)音的作用,即,關注的是提取和運用個體已有的形、音、義聯系。而在我們的研究中,拼音主要用于分享閱讀教學情境中,探討兒童是否能夠自覺借助拼音輔助發(fā)音的作用,建立并記憶字形與語音之間的聯系,再解決語義問題,即,強調要在字形與語音之間建立、鞏固聯系。因此,閱讀材料的使用情景不同,適宜的注音方式也不同。
從研究的數據結果來看,雖然并沒有找到顯著證據來說明全文注音和全無拼音哪一種方式更有利于兒童的學習,但生字注音條件下的學習效果無一例外都是差的?梢,生字注音不是一種理想的注音方式。
同時,還發(fā)現注音方式對于不同能力水平學生的影響不同。我們推測,這可能與學生使用拼音的策略不同有關。能力高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借助多種渠道獲取語音信息,如認真聽講、借助圖畫或上下文信息進行推測等,對拼音的依賴很小。即使文字有注音,他們也僅把拼音作為可供選用的線索之一,因此各注音方式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能力較差的學生過于關注是否能順利讀出字音,而不關心語音信息來自字形還是拼音,相比之下,讀拼音是一種他們更為熟悉、省力的捷徑。
所以,在生字注音條件下,拼音作為生字所特有的新異刺激,提示學生可以忽視字形、直接命名拼音,分散了學生對字形的注意,拼音起到了阻礙建立形—音聯系的作用;并且,學生的語文能力越差,拼音的這種干擾作用越大。當然,本研究的結論僅適用于擁有成人部分支持的分享閱讀情景,對于拼音在完全的課內學習和獨立的課外閱讀中的作用,還需要進行更多細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