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整風到“文化*”前的幾十年里，我們黨一直在保持和發(fā)揚著這種優(yōu)良作風，那時黨內(nèi)的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其中從黨的七大到八大的十多年里，是黨風的時期，黨內(nèi)民主生活最正常，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得，后來由于強調(diào)階級斗爭和黨內(nèi)斗爭，情況就越來越差了。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有了明顯改善，因為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強調(diào)要繼承和發(fā)揚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前些年在全黨范圍內(nèi)開展的“三講”、“黨的先進性教育”、“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fā)展觀”等活動中，專門規(guī)定了對領導班子進行民主評議的階段，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多數(shù)地區(qū)、部門和單位開展得比較好，但也存在“走過場”的現(xiàn)象。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呢？有的同志說：“批評上級怕穿小鞋，批評同級怕傷和氣，批評下級怕丟選票，自我批評怕丟面子。”在平時的黨內(nèi)民主生活會上，這種現(xiàn)象并非個別的，所以批評與自我批評難以很好地開展起來。
俗話說得好：“人非圣賢，豈能無過！”其實，“圣賢”也是有“過”的。比如被封建帝王封為“大成至圣”的孔夫子，可謂“圣賢”了吧，但他就沒有“過”嗎？孔夫子就自我批評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笨梢娝J為自己也是有“過”的。在世界上，只有上帝沒有“過”，不僅沒有“過”，而且是全智、全能、至善的，但上帝并非真實的存在，而是虛擬的。既然人皆有“過”，那就有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加以改正之必要。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是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形成的，那時的陣線比較分明，任務比較單一，物質(zhì)條件比較匱乏，黨的領導干部犯錯誤特別是犯嚴重錯誤的不很普遍和復雜，而在新形勢新任務面前，情況就不同了。個別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已經(jīng)達到利令智昏的地步。有人說，幾十萬、幾百萬、上千萬的錢，對于高中級干部而言，不過是一個“符號”而已。有的領導干部為什么還要為了這樣一個“符號”而以身試法，不惜冒身敗名裂、鋃鐺入獄，甚至殺頭的危險呢？再拿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的考驗來說，有的領導干部把市場經(jīng)濟通用的等價交換原則引入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大搞權錢交易，以為這也是等價交換。但是，這算什么“等價交換”��！他們不過是拿國家和人民的一個大“西瓜”，去交換不法資產(chǎn)者的一個“芝麻�！绷T了；反過來說，是不法資產(chǎn)者僅僅用了一粒“芝麻”，就可以與當權者的一個大“西瓜”在暗地里拍板成交。這還只是說的行賄受賄類的腐敗犯罪，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犯罪，至于犯嚴重錯誤或比較嚴重錯誤的，以及犯了罪而暫時漏網(wǎng)的，更是人民的罪人。這難道還不令人觸目驚心嗎？諸如此類的罪行和錯誤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必然會嚴重玷污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必將極大地削弱黨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眹乐劐e誤是由一般錯誤發(fā)展而來的，罪行是由嚴重錯誤發(fā)展而來的，重罪是由輕罪發(fā)展而來的。為什么會有這樣一些“發(fā)展”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黨員干部把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銳利的思想武器基本上束之高閣了。
在我們黨的歷，在延安整風運動的后期，出現(xiàn)過某些過火行為，傷害了一些好同志，特別是從敵占區(qū)來的一些熱血青年，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后果。毛澤東和黨中央及時發(fā)現(xiàn)、堅決糾正了這種錯誤傾向，對受傷害的同志徹底平反。不僅如此，毛澤東同志還親自出面，在中央黨校禮堂的大會上向被整錯的同志公開賠禮道歉。他說：“這個黨校犯了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我是校長嘛！整個延安犯了這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我是負責人嘛!”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博得熱烈掌聲，有些同志感動得熱淚盈眶。再一次是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對造成三年困難的錯誤主動地承擔了責任。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負責的應當是我�！逼鋵崳瑢τ谀莻�時期搞“共產(chǎn)風”等“左”的錯誤，是毛澤東同志首先發(fā)現(xiàn)并通過召開兩次鄭州會議及上海會議堅決糾正的，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時期的錯誤還是主動地承擔了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使與會代表非常感動。毛澤東同志所作的以上兩次公開的自我批評，是否丟了自己的面子呢？沒有。他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更加高大了。因此，凡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都應在黨的民主生活會上作誠懇的自我批評，而不應敷衍塞責，文過飾非，更不應狡猾抵賴，諱疾忌醫(yī)。對于一般性的缺點錯誤，為了怕丟面子，也可以不在民主生活會上作公開的自我批評，不妨換一種方式，就是自我反省。曾子能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我們的同志“吾月”或“吾年”中“一省吾身”行不行呢？總該是可以的吧！
能否開展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關鍵在于我們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和精神境界能否真正得到提高。毛澤東同志說：“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為出發(fā)點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yè)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yè)，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這就是我們黨員干部應當具有的思想覺悟和精神境界。有了這樣的覺悟和境界，我們的黨員干部就會自覺地遵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就會從團結(jié)的愿望出發(fā)，通過開展相互的批評，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jié)了，就會對自己的缺點錯誤作誠懇深刻的自我批評了，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yōu)良作風就會發(fā)揚光大了。
綜上所述，黨的三大作風是一個密切相關的有機體，是一塊堅不可摧的整鋼。其中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作風是基礎，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作風是核心，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保證。
俗話說得好：“人非圣賢，豈能無過！”其實，“圣賢”也是有“過”的。比如被封建帝王封為“大成至圣”的孔夫子，可謂“圣賢”了吧，但他就沒有“過”嗎？孔夫子就自我批評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笨梢娝J為自己也是有“過”的。在世界上，只有上帝沒有“過”，不僅沒有“過”，而且是全智、全能、至善的，但上帝并非真實的存在，而是虛擬的。既然人皆有“過”，那就有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加以改正之必要。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是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形成的，那時的陣線比較分明，任務比較單一，物質(zhì)條件比較匱乏，黨的領導干部犯錯誤特別是犯嚴重錯誤的不很普遍和復雜，而在新形勢新任務面前，情況就不同了。個別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已經(jīng)達到利令智昏的地步。有人說，幾十萬、幾百萬、上千萬的錢，對于高中級干部而言，不過是一個“符號”而已。有的領導干部為什么還要為了這樣一個“符號”而以身試法，不惜冒身敗名裂、鋃鐺入獄，甚至殺頭的危險呢？再拿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的考驗來說，有的領導干部把市場經(jīng)濟通用的等價交換原則引入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大搞權錢交易，以為這也是等價交換。但是，這算什么“等價交換”��！他們不過是拿國家和人民的一個大“西瓜”，去交換不法資產(chǎn)者的一個“芝麻�！绷T了；反過來說，是不法資產(chǎn)者僅僅用了一粒“芝麻”，就可以與當權者的一個大“西瓜”在暗地里拍板成交。這還只是說的行賄受賄類的腐敗犯罪，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犯罪，至于犯嚴重錯誤或比較嚴重錯誤的，以及犯了罪而暫時漏網(wǎng)的，更是人民的罪人。這難道還不令人觸目驚心嗎？諸如此類的罪行和錯誤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必然會嚴重玷污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必將極大地削弱黨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眹乐劐e誤是由一般錯誤發(fā)展而來的，罪行是由嚴重錯誤發(fā)展而來的，重罪是由輕罪發(fā)展而來的。為什么會有這樣一些“發(fā)展”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黨員干部把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銳利的思想武器基本上束之高閣了。
在我們黨的歷，在延安整風運動的后期，出現(xiàn)過某些過火行為，傷害了一些好同志，特別是從敵占區(qū)來的一些熱血青年，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后果。毛澤東和黨中央及時發(fā)現(xiàn)、堅決糾正了這種錯誤傾向，對受傷害的同志徹底平反。不僅如此，毛澤東同志還親自出面，在中央黨校禮堂的大會上向被整錯的同志公開賠禮道歉。他說：“這個黨校犯了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我是校長嘛！整個延安犯了這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我是負責人嘛!”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博得熱烈掌聲，有些同志感動得熱淚盈眶。再一次是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對造成三年困難的錯誤主動地承擔了責任。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負責的應當是我�！逼鋵崳瑢τ谀莻�時期搞“共產(chǎn)風”等“左”的錯誤，是毛澤東同志首先發(fā)現(xiàn)并通過召開兩次鄭州會議及上海會議堅決糾正的，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時期的錯誤還是主動地承擔了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使與會代表非常感動。毛澤東同志所作的以上兩次公開的自我批評，是否丟了自己的面子呢？沒有。他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更加高大了。因此，凡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都應在黨的民主生活會上作誠懇的自我批評，而不應敷衍塞責，文過飾非，更不應狡猾抵賴，諱疾忌醫(yī)。對于一般性的缺點錯誤，為了怕丟面子，也可以不在民主生活會上作公開的自我批評，不妨換一種方式，就是自我反省。曾子能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我們的同志“吾月”或“吾年”中“一省吾身”行不行呢？總該是可以的吧！
能否開展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關鍵在于我們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和精神境界能否真正得到提高。毛澤東同志說：“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為出發(fā)點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yè)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yè)，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這就是我們黨員干部應當具有的思想覺悟和精神境界。有了這樣的覺悟和境界，我們的黨員干部就會自覺地遵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就會從團結(jié)的愿望出發(fā)，通過開展相互的批評，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jié)了，就會對自己的缺點錯誤作誠懇深刻的自我批評了，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yōu)良作風就會發(fā)揚光大了。
綜上所述，黨的三大作風是一個密切相關的有機體，是一塊堅不可摧的整鋼。其中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作風是基礎，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作風是核心，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