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無憂考網(wǎng)整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傳播思想》，希望大家喜歡！
一
社會主義政治傳播的兩個前提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不懈地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傳播的時候，他們注重傳播的兩個問題：第一，進行政治傳播的理論基礎必須是科學的、真正無產(chǎn)階級性質(zhì)的；第二，將這種傳播的成功與一定的社會物質(zhì)條件變化聯(lián)系起來考慮。理解了他們對這兩個問題的堅持與把握，才能理解他們關(guān)于政治傳播的全部論述。
在德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傳播剛剛開始的時候，恩格斯就對馬克思說：“我們……明顯地表現(xiàn)出缺少必要的支柱。”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從事社會主義科學理論的著述，并通過廣泛的口頭、書信、報刊交換方式，在幾年內(nèi)贏得了在工人運動中的初步地位，以至于共產(chǎn)主義者同盟代表大會直接委托他們?yōu)橥似鸩菥V領(lǐng)《共產(chǎn)黨宣言》。
為了捍衛(wèi)政治傳播的科學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惜抵制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改名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決議。1877年，該黨代表大會決定請幾位被馬克思稱為“無知之徒和淺薄的文人”主辦黨的理論刊物。恩格斯對此寫道：“代表大會的決議的價值——不管這些決議在實際鼓動方面多么值得尊重——在科學上等于零，它們不足以使雜志具有科學性，因為科學性是不能法定的。沒有十分明確的科學方向的社會主義科學雜志是不可思議的”。馬克思支持他的看法，寫道：“你對于柏林人的回答是適時的。這些家伙應當感覺到，我們固然是長期忍耐，但也是堅定不移的。”
除了政治傳播的理論基礎外，他們還注意到，政治傳播成功的決定性的因素是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引起的社會變化。如果政治傳播的觀點與整個社會發(fā)展進程相悖，即使有武器的批判，也不可能真正達到宣傳目的。恩格斯就此批評過普魯士國王，寫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盡管有‘英勇軍隊’，卻不能把中世紀的行會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輸?shù)奖緡蔫F路、蒸汽機以及剛剛開始發(fā)展的大工業(yè)中去”�！拔覀儾恢烙腥魏我环N權(quán)力能夠強制那處于健康而清醒的狀態(tài)中的每一個人接受某種思想�！瘪R克思則指出：“煽動家的詞藻和權(quán)謀家的廢話決不能使局面發(fā)生危機；日益迫近的經(jīng)濟災難和社會動蕩才是歐洲革命的可靠預兆�！�
馬克思和恩格斯摸索出了進行社會主義政治傳播的經(jīng)驗，這就是依據(jù)環(huán)境條件決定傳播方式，掌握傳播的時機。馬克思就此提出：從階級運動的實際因素中尋找鼓動的現(xiàn)實基礎，而不能根據(jù)某種教條式的處方來規(guī)定這一運動的進程。
馬克思很注意進行政治傳播的環(huán)境條件。1870年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憑著多年對國際形勢的研究，馬克思意識到這是進行政治傳播的一個很好的環(huán)境條件。他說：“戰(zhàn)爭所引起的種種情況將給我們的原則提供的宣傳材料�！彼闳环畔率诸^的研究工作，投身實際斗爭，與恩格斯一起撰寫了兩篇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國際宣言，使國際工人協(xié)會贏得了聲譽。
二
政治傳播者的四種素養(yǎng)
政治傳播的本質(zhì)是勸服，勸服的過程中傳播者的素養(yǎng)對傳播效果有決定性影響。1847年，恩格斯批評德國激進派政論家卡爾•海因岑時，代表他和馬克思提出了傳播者應當具有的四種傳播的素質(zhì)。他寫道：“海因岑先生也許滿腦子都是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許是全歐洲信念最堅定的人。我們也知道，他本人誠實、勇敢、堅定。但要成為黨的政論家，單有這些還是不夠的。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斯騰托爾的嗓子而外，還需要一些別的條件�！h的政論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確，風格要更好一些，知識也要更豐富些�！�
傳播者需要智慧。就此，恩格斯曾引證《圣經(jīng)》，寫道：“我們在行動時，用我們的老朋友耶穌基督的話來說，要像鴿子一樣馴良，像蛇一樣靈巧�！�
傳播者的思維是否明確，判斷是否得當，也是其素質(zhì)的重要表現(xiàn)。例如說話不知所云，便屬于缺乏明確思維的表現(xiàn)。馬克思1853年評價英國首相阿伯丁的一次演說不成功，這樣批評道：“這位民主派勛爵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這是這種第三流演說家的致命的喜好），從大陸的暴君一直扯到‘本國臣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女王方才罷休。……他的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湊成的。”
關(guān)于政治傳播者風格，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引證過法國博物學家畢豐的名言“風格即人”。每位傳播者善于發(fā)揮自己的風格特點，是保證傳播成功的因素之一，而犧牲自己的風格而硬行適應另一種風格，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都難以成功。就此，馬克思1857年曾批評過英國財政大臣迪斯累里。他本來是一個“操匕首比操長劍更熟練得多的演說家”，但為了表現(xiàn)出大臣的尊嚴，而作“莊嚴肅穆的演說”，結(jié)果，“對他的不幸的聽眾來說卻是一種真正的折磨。過去他甚至能把陳詞濫調(diào)變得像諷刺詩那樣的鋒利。而今他竟能把諷刺詩埋葬在枯燥無聊的尊嚴的俗套下面。
傳播者所提供的知識多寡、深淺，會影響宣傳效益。1848年，普魯士議員里茨在議會里發(fā)表一篇情緒激昂的演說，認為議會組織的一個委員會調(diào)查某件事是對行政和司法職能的越俎代庖。由于他不懂議會擁有這樣的職權(quán)，整篇演說便成為一則笑話。恩格斯諷刺道：“他倒像卡姆畫中的那個鄉(xiāng)下人，二月革命后他來到巴黎，看見墻上都貼著‘法蘭西共和國’的標語，就到總檢察官那里去告密，說有壞分子要*國王的政府。這個可憐的人過去一直在睡覺�！�
三
政治傳播的主要傳播對象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社會主義政治傳播確定的傳播對象，其重點始終在那些還沒有卷入運動的群眾。1859年，當一場新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將要來臨的時候，馬克思寫道：“如果我們只限于給基本上同情我們觀點的報紙撰稿，那末我們就必定會把各種報刊工作完全擱置起來。難道應當容許所謂的‘社會輿論’都充滿*材料嗎？” 1873年，恩格斯進一步明確地表述了社會主義政治傳播的策略，他說：“根據(jù)我們的已經(jīng)由長期的實踐所證實的看法，宣傳上的正確策略并不在于經(jīng)常把個別人物和成批的成員爭取過來，而在于影響還沒有卷入運動的廣大群眾�！�
在各種社會主義的政治傳播中，不明確、不了解傳播對象的空洞說教很多，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使用“沙漠中的布道者”這一形容詞批評這類政治傳播，避免使自己在傳播中處于這種境地。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就很成功。他在寫作方式上適應該報讀者要求，盡管觀點上雙方并不一致，仍然受到了歡迎�！墩搲瘓蟆飞缯撨@樣評價了馬克思的文章：“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確的見解，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我們決不能贊同，但是，不讀他的文章的人，在獲得現(xiàn)代歐洲政治的重大問題的消息方面，將失去一個最有教益的來源�！�
四
政治傳播的方法和策略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jīng)常采取兩種政治傳播的方式，一是隱蔽傳播動機，二是用敵對者的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
當年恩格斯在10多家各類報刊上發(fā)表匿名的《資本論》書評，與不同期刊的讀者信念相適應，而把傳播的目的隱蔽在知識的敘述和對書的評價中，不說出與他們信念相對立的結(jié)論。這種傳播方式獲得了成功，幾年后《資本論》便為人所知了。
不知分寸的傳播者往往竭力用各種盟友的材料證明自己的觀點如何正確，恩格斯則采用直接敵人的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反證），這樣的論證往往使敵對者尷尬，有利于爭取中間狀態(tài)的人。恩格斯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材料，便是這樣選擇的。他解釋說：“我總是寧可利用自由黨人的證據(jù)，以便用自由資產(chǎn)階級親口說出來的話來打擊自由資產(chǎn)階級”。1848年10月，奧地利軍隊殘酷地鎮(zhèn)壓了維也納人民的起義，為了說明奧地利軍隊血腥鎮(zhèn)壓的真相，爭取更多的同情者，恩格斯在報道中引證的材料全部是反對起義者的人的話，引證時他強調(diào)：“這些作者不是狂怒的‘無產(chǎn)者’，而是大資本家，是在維也納擁有大型工廠的那些人，是無容置疑的思想保守的資產(chǎn)者”。這種做法足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事實的真相。
政治傳播中的傳播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媒體，他的形象、風格和表達藝術(shù)，直接影響到傳播效果。馬克思對傳播者提出的個性特點要求是：“如果你想感化別人，那你就必須是一個實際上能鼓動和推動別人前進的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視利用事實（事件）推動社會主義的政治傳播，因為“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謀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顯的歷史事實那樣起著革命作用”。其基本方法即恩格斯所說的“利用雄辯的事實來宣傳徹底改造的必要性。”“使讀者確立無可爭辯的信念，只有明顯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才能做到這一點，特別是在一個被無窮的‘祖先智慧’迫使人們持懷疑論的世紀里，僅憑空洞的說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權(quán)威的說教，都不能使人產(chǎn)生這種信念�！�
馬克思注意到，富有人情味的政治傳播，比枯燥的政治說教容易收到實效。巴黎公社失敗后，馬克思的3個女兒在法國西南部的小城呂雄，受到警察的搜查和反復盤詰，住地被監(jiān)視了一周。為了把這一事件傳播出去，達到揭露法國梯也爾政府的目的，馬克思突出大女兒在養(yǎng)病、二女兒剛剛死去自己的兒子等事實，以法國警察迫害婦女為主題，給美國第一家成功的大眾化報紙《太陽報》主編德納寫了封信。信發(fā)出后他告訴女兒燕妮：“他必定會在他的《太陽報》上刊登這一封信。這類東西正好合美國人的口味。”果然，這封信一收到就被全文發(fā)表在該報上
�！ ≡诳茖W社會主義的傳播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最多的是對“敵情”認識的簡單化，恩格斯說：“因為我的對手說黑的，我就說白的——這純粹是服從對手的規(guī)則，這是一種幼稚的政策。”在實際的傳播中，敵、我、友的關(guān)系和環(huán)境條件的制約等等，是非常復雜的，用何種方式處理各種力量的對比關(guān)系，需要經(jīng)驗和分析能力，不能停留在黑白分明的水平上。馬克思要求傳播者學會掌握色調(diào)的些微變化，成為有經(jīng)驗的和熟練處理局面的人。他說：“政治上的新手和自然科學中的新手一樣，都像是寫生畫家，只知道兩種顏色：白色和黑色，或者黑白色和紅色。至于各種各樣顏色在色調(diào)變化上的較為細微的區(qū)別，只有熟練的和有經(jīng)驗的人才能辨認得出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嘲笑空想社會主義通過榜樣來傳播社會主義的做法。他們深知，一個社會的進程深深地扎根于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中，絕不是通過榜樣的力量就可以扭轉(zhuǎn)乾坤的。他們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批評說：這是“企圖通過一些小型的、當然不會成功的試驗，通過示范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辟道路�！倍鞲袼乖凇斗炊帕终摗分性俅闻u了這種傳播方式，指出：他們“發(fā)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并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范，把它從外面強加于社會�！�
五
政治傳播的長期效應與傳播倫理
馬克思和恩格斯重視政治傳播的長期效益，多次批評對政治傳播短期效果的過度追求。這種認識來自他們對政治傳播史的研究。例如英國自由派1839—1845年間持久的反谷物法的政治傳播頗為成功，除了它順應社會發(fā)展外，主要在于運動的組織者具有持久政治傳播的毅力，不為一時一地的成功或失敗所左右。馬克思就此寫道：“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國各地宣傳自由貿(mào)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四處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破費拉攏報刊。為了領(lǐng)導自由貿(mào)易運動，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機構(gòu)，而且在公眾集會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边@種持久的大規(guī)模的政治傳播效益是漸進的，但其歷史意義卻是任何短期政治傳播的效果無法相比的。對此，恩格斯寫道：“反谷物法同盟所傳播的幾十萬冊書刊的影響，租佃人的頭腦中也產(chǎn)生了政治思想。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同大地主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直接對立的”“租佃人擺脫了他們高貴的土地占有者的精神影響�！�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視政治傳播的倫理，是目的和手段的統(tǒng)一論者。有的傳播者為了收到成效而不擇手段，馬克思則指出：“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政治傳播中人為地通過“組織”輿論和制造輿論以遮蔽真實輿論各種手段極為反感。例如召開有特殊安排的集會，便是組織輿論的一種。1855年，在一些英國議員支持下的行政改革協(xié)會舉行了一次集會，試圖說明它得到了輿論的支持。馬克思作了如下報道：“行政改革協(xié)會昨天在德留黎棱劇院組織了一次盛大的集會，然而，它不是公開的集會，而是ticketmeeting，即憑票入場的集會。因此，協(xié)會的先生們感到毫不拘束，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他們聲稱，這次集會是為了給‘輿論’開路。然而，為了防止這種輿論不受到外來的風的吹襲，在德留黎棱劇院的入口處布置了半個連的警察。只是在警察和入場券的保衛(wèi)下輿論才敢于成為輿論，這是多么微妙的有組織的輿論�。 盵20]這類事情恩格斯也以同樣的口吻報道過多次。1843年，反谷物法同盟也是在這個劇院召開大會，有一個德國《總匯報》記者稱這樣的大會意見是輿論。恩格斯氣憤地指出：“誰能參加這些會呢？只有同盟盟員或者持有同盟發(fā)給的入場券的人�！硕嗄陙碚匍_的就是這種后來被叫做‘公開’大會的會議，并在這種會上自己祝賀自己的‘成就’�！彼u這位記者：“對他說來德留黎棱就是公眾，而臨時拼湊起來的大嚷大叫的會議就是社會輿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注重宣傳內(nèi)容的正確，同樣也注重傳播方式，善于學習敵人、同盟者的成功經(jīng)驗，擯棄愚弄傳播對象的傳播方式。
一
社會主義政治傳播的兩個前提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不懈地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傳播的時候，他們注重傳播的兩個問題：第一，進行政治傳播的理論基礎必須是科學的、真正無產(chǎn)階級性質(zhì)的；第二，將這種傳播的成功與一定的社會物質(zhì)條件變化聯(lián)系起來考慮。理解了他們對這兩個問題的堅持與把握，才能理解他們關(guān)于政治傳播的全部論述。
在德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傳播剛剛開始的時候，恩格斯就對馬克思說：“我們……明顯地表現(xiàn)出缺少必要的支柱。”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從事社會主義科學理論的著述，并通過廣泛的口頭、書信、報刊交換方式，在幾年內(nèi)贏得了在工人運動中的初步地位，以至于共產(chǎn)主義者同盟代表大會直接委托他們?yōu)橥似鸩菥V領(lǐng)《共產(chǎn)黨宣言》。
為了捍衛(wèi)政治傳播的科學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惜抵制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改名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決議。1877年，該黨代表大會決定請幾位被馬克思稱為“無知之徒和淺薄的文人”主辦黨的理論刊物。恩格斯對此寫道：“代表大會的決議的價值——不管這些決議在實際鼓動方面多么值得尊重——在科學上等于零，它們不足以使雜志具有科學性，因為科學性是不能法定的。沒有十分明確的科學方向的社會主義科學雜志是不可思議的”。馬克思支持他的看法，寫道：“你對于柏林人的回答是適時的。這些家伙應當感覺到，我們固然是長期忍耐，但也是堅定不移的。”
除了政治傳播的理論基礎外，他們還注意到，政治傳播成功的決定性的因素是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引起的社會變化。如果政治傳播的觀點與整個社會發(fā)展進程相悖，即使有武器的批判，也不可能真正達到宣傳目的。恩格斯就此批評過普魯士國王，寫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盡管有‘英勇軍隊’，卻不能把中世紀的行會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輸?shù)奖緡蔫F路、蒸汽機以及剛剛開始發(fā)展的大工業(yè)中去”�！拔覀儾恢烙腥魏我环N權(quán)力能夠強制那處于健康而清醒的狀態(tài)中的每一個人接受某種思想�！瘪R克思則指出：“煽動家的詞藻和權(quán)謀家的廢話決不能使局面發(fā)生危機；日益迫近的經(jīng)濟災難和社會動蕩才是歐洲革命的可靠預兆�！�
馬克思和恩格斯摸索出了進行社會主義政治傳播的經(jīng)驗，這就是依據(jù)環(huán)境條件決定傳播方式，掌握傳播的時機。馬克思就此提出：從階級運動的實際因素中尋找鼓動的現(xiàn)實基礎，而不能根據(jù)某種教條式的處方來規(guī)定這一運動的進程。
馬克思很注意進行政治傳播的環(huán)境條件。1870年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憑著多年對國際形勢的研究，馬克思意識到這是進行政治傳播的一個很好的環(huán)境條件。他說：“戰(zhàn)爭所引起的種種情況將給我們的原則提供的宣傳材料�！彼闳环畔率诸^的研究工作，投身實際斗爭，與恩格斯一起撰寫了兩篇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國際宣言，使國際工人協(xié)會贏得了聲譽。
二
政治傳播者的四種素養(yǎng)
政治傳播的本質(zhì)是勸服，勸服的過程中傳播者的素養(yǎng)對傳播效果有決定性影響。1847年，恩格斯批評德國激進派政論家卡爾•海因岑時，代表他和馬克思提出了傳播者應當具有的四種傳播的素質(zhì)。他寫道：“海因岑先生也許滿腦子都是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許是全歐洲信念最堅定的人。我們也知道，他本人誠實、勇敢、堅定。但要成為黨的政論家，單有這些還是不夠的。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斯騰托爾的嗓子而外，還需要一些別的條件�！h的政論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確，風格要更好一些，知識也要更豐富些�！�
傳播者需要智慧。就此，恩格斯曾引證《圣經(jīng)》，寫道：“我們在行動時，用我們的老朋友耶穌基督的話來說，要像鴿子一樣馴良，像蛇一樣靈巧�！�
傳播者的思維是否明確，判斷是否得當，也是其素質(zhì)的重要表現(xiàn)。例如說話不知所云，便屬于缺乏明確思維的表現(xiàn)。馬克思1853年評價英國首相阿伯丁的一次演說不成功，這樣批評道：“這位民主派勛爵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這是這種第三流演說家的致命的喜好），從大陸的暴君一直扯到‘本國臣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女王方才罷休。……他的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湊成的。”
關(guān)于政治傳播者風格，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引證過法國博物學家畢豐的名言“風格即人”。每位傳播者善于發(fā)揮自己的風格特點，是保證傳播成功的因素之一，而犧牲自己的風格而硬行適應另一種風格，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都難以成功。就此，馬克思1857年曾批評過英國財政大臣迪斯累里。他本來是一個“操匕首比操長劍更熟練得多的演說家”，但為了表現(xiàn)出大臣的尊嚴，而作“莊嚴肅穆的演說”，結(jié)果，“對他的不幸的聽眾來說卻是一種真正的折磨。過去他甚至能把陳詞濫調(diào)變得像諷刺詩那樣的鋒利。而今他竟能把諷刺詩埋葬在枯燥無聊的尊嚴的俗套下面。
傳播者所提供的知識多寡、深淺，會影響宣傳效益。1848年，普魯士議員里茨在議會里發(fā)表一篇情緒激昂的演說，認為議會組織的一個委員會調(diào)查某件事是對行政和司法職能的越俎代庖。由于他不懂議會擁有這樣的職權(quán)，整篇演說便成為一則笑話。恩格斯諷刺道：“他倒像卡姆畫中的那個鄉(xiāng)下人，二月革命后他來到巴黎，看見墻上都貼著‘法蘭西共和國’的標語，就到總檢察官那里去告密，說有壞分子要*國王的政府。這個可憐的人過去一直在睡覺�！�
三
政治傳播的主要傳播對象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社會主義政治傳播確定的傳播對象，其重點始終在那些還沒有卷入運動的群眾。1859年，當一場新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將要來臨的時候，馬克思寫道：“如果我們只限于給基本上同情我們觀點的報紙撰稿，那末我們就必定會把各種報刊工作完全擱置起來。難道應當容許所謂的‘社會輿論’都充滿*材料嗎？” 1873年，恩格斯進一步明確地表述了社會主義政治傳播的策略，他說：“根據(jù)我們的已經(jīng)由長期的實踐所證實的看法，宣傳上的正確策略并不在于經(jīng)常把個別人物和成批的成員爭取過來，而在于影響還沒有卷入運動的廣大群眾�！�
在各種社會主義的政治傳播中，不明確、不了解傳播對象的空洞說教很多，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使用“沙漠中的布道者”這一形容詞批評這類政治傳播，避免使自己在傳播中處于這種境地。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就很成功。他在寫作方式上適應該報讀者要求，盡管觀點上雙方并不一致，仍然受到了歡迎�！墩搲瘓蟆飞缯撨@樣評價了馬克思的文章：“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確的見解，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我們決不能贊同，但是，不讀他的文章的人，在獲得現(xiàn)代歐洲政治的重大問題的消息方面，將失去一個最有教益的來源�！�
四
政治傳播的方法和策略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jīng)常采取兩種政治傳播的方式，一是隱蔽傳播動機，二是用敵對者的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
當年恩格斯在10多家各類報刊上發(fā)表匿名的《資本論》書評，與不同期刊的讀者信念相適應，而把傳播的目的隱蔽在知識的敘述和對書的評價中，不說出與他們信念相對立的結(jié)論。這種傳播方式獲得了成功，幾年后《資本論》便為人所知了。
不知分寸的傳播者往往竭力用各種盟友的材料證明自己的觀點如何正確，恩格斯則采用直接敵人的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反證），這樣的論證往往使敵對者尷尬，有利于爭取中間狀態(tài)的人。恩格斯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材料，便是這樣選擇的。他解釋說：“我總是寧可利用自由黨人的證據(jù)，以便用自由資產(chǎn)階級親口說出來的話來打擊自由資產(chǎn)階級”。1848年10月，奧地利軍隊殘酷地鎮(zhèn)壓了維也納人民的起義，為了說明奧地利軍隊血腥鎮(zhèn)壓的真相，爭取更多的同情者，恩格斯在報道中引證的材料全部是反對起義者的人的話，引證時他強調(diào)：“這些作者不是狂怒的‘無產(chǎn)者’，而是大資本家，是在維也納擁有大型工廠的那些人，是無容置疑的思想保守的資產(chǎn)者”。這種做法足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事實的真相。
政治傳播中的傳播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媒體，他的形象、風格和表達藝術(shù)，直接影響到傳播效果。馬克思對傳播者提出的個性特點要求是：“如果你想感化別人，那你就必須是一個實際上能鼓動和推動別人前進的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視利用事實（事件）推動社會主義的政治傳播，因為“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謀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顯的歷史事實那樣起著革命作用”。其基本方法即恩格斯所說的“利用雄辯的事實來宣傳徹底改造的必要性。”“使讀者確立無可爭辯的信念，只有明顯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才能做到這一點，特別是在一個被無窮的‘祖先智慧’迫使人們持懷疑論的世紀里，僅憑空洞的說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權(quán)威的說教，都不能使人產(chǎn)生這種信念�！�
馬克思注意到，富有人情味的政治傳播，比枯燥的政治說教容易收到實效。巴黎公社失敗后，馬克思的3個女兒在法國西南部的小城呂雄，受到警察的搜查和反復盤詰，住地被監(jiān)視了一周。為了把這一事件傳播出去，達到揭露法國梯也爾政府的目的，馬克思突出大女兒在養(yǎng)病、二女兒剛剛死去自己的兒子等事實，以法國警察迫害婦女為主題，給美國第一家成功的大眾化報紙《太陽報》主編德納寫了封信。信發(fā)出后他告訴女兒燕妮：“他必定會在他的《太陽報》上刊登這一封信。這類東西正好合美國人的口味。”果然，這封信一收到就被全文發(fā)表在該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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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嘲笑空想社會主義通過榜樣來傳播社會主義的做法。他們深知，一個社會的進程深深地扎根于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中，絕不是通過榜樣的力量就可以扭轉(zhuǎn)乾坤的。他們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批評說：這是“企圖通過一些小型的、當然不會成功的試驗，通過示范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辟道路�！倍鞲袼乖凇斗炊帕终摗分性俅闻u了這種傳播方式，指出：他們“發(fā)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并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范，把它從外面強加于社會�！�
五
政治傳播的長期效應與傳播倫理
馬克思和恩格斯重視政治傳播的長期效益，多次批評對政治傳播短期效果的過度追求。這種認識來自他們對政治傳播史的研究。例如英國自由派1839—1845年間持久的反谷物法的政治傳播頗為成功，除了它順應社會發(fā)展外，主要在于運動的組織者具有持久政治傳播的毅力，不為一時一地的成功或失敗所左右。馬克思就此寫道：“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國各地宣傳自由貿(mào)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四處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破費拉攏報刊。為了領(lǐng)導自由貿(mào)易運動，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機構(gòu)，而且在公眾集會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边@種持久的大規(guī)模的政治傳播效益是漸進的，但其歷史意義卻是任何短期政治傳播的效果無法相比的。對此，恩格斯寫道：“反谷物法同盟所傳播的幾十萬冊書刊的影響，租佃人的頭腦中也產(chǎn)生了政治思想。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同大地主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直接對立的”“租佃人擺脫了他們高貴的土地占有者的精神影響�！�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視政治傳播的倫理，是目的和手段的統(tǒng)一論者。有的傳播者為了收到成效而不擇手段，馬克思則指出：“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政治傳播中人為地通過“組織”輿論和制造輿論以遮蔽真實輿論各種手段極為反感。例如召開有特殊安排的集會，便是組織輿論的一種。1855年，在一些英國議員支持下的行政改革協(xié)會舉行了一次集會，試圖說明它得到了輿論的支持。馬克思作了如下報道：“行政改革協(xié)會昨天在德留黎棱劇院組織了一次盛大的集會，然而，它不是公開的集會，而是ticketmeeting，即憑票入場的集會。因此，協(xié)會的先生們感到毫不拘束，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他們聲稱，這次集會是為了給‘輿論’開路。然而，為了防止這種輿論不受到外來的風的吹襲，在德留黎棱劇院的入口處布置了半個連的警察。只是在警察和入場券的保衛(wèi)下輿論才敢于成為輿論，這是多么微妙的有組織的輿論�。 盵20]這類事情恩格斯也以同樣的口吻報道過多次。1843年，反谷物法同盟也是在這個劇院召開大會，有一個德國《總匯報》記者稱這樣的大會意見是輿論。恩格斯氣憤地指出：“誰能參加這些會呢？只有同盟盟員或者持有同盟發(fā)給的入場券的人�！硕嗄陙碚匍_的就是這種后來被叫做‘公開’大會的會議，并在這種會上自己祝賀自己的‘成就’�！彼u這位記者：“對他說來德留黎棱就是公眾，而臨時拼湊起來的大嚷大叫的會議就是社會輿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注重宣傳內(nèi)容的正確，同樣也注重傳播方式，善于學習敵人、同盟者的成功經(jīng)驗，擯棄愚弄傳播對象的傳播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