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第一篇原文及翻譯
原文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翻譯
人的自然稟賦叫做“性”，順著本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則修養(yǎng)叫做“教”�！暗馈笔遣豢梢云屉x開的，如果可以離開，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也是謹慎的，在沒有人聽見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懼的。越是隱蔽的地方越是明顯，越是細微的地方越是顯著。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一人獨處的時候也是謹慎的。喜怒哀樂沒有表現(xiàn)出來的時候，叫做“中”；表現(xiàn)出來以后符合節(jié)度，叫做“和”�！爸小�，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則，達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安其位，萬物便生長繁育。
讀解
這是《中庸》的第一章，從道不可片刻離開引入話題，強調(diào)在《大學》里面也闡述過的“慎其獨”問題，要求人們加強自覺性，真心誠意地順著天賦的本性行事，而根據(jù)儒家對人天性的認定，人出生時其性都是善良的，都是符合“仁”的。這里所說的“天命”，就是人仁慈的本性。按道的原則修養(yǎng)自身。解決了上述思想問題后，本章才正面提出“中和”（即中庸）這一范疇，進入全篇的主題。作為儒學的重要范疇之一，歷來對“中庸”有各種各樣的理解。本章是從情感的角度切入，對“中”、“和”作正面的、基本的解釋。按照本章的意思，在一個人還沒有表現(xiàn)出喜怒哀樂的情感時，心中是平靜淡然的，所以叫做“中”，但喜怒哀樂是人人都有且不可避免的，它們必然要表現(xiàn)出來。表現(xiàn)出來而符合常理，有節(jié)度，這就叫作“和”。二者協(xié)調(diào)和諧，這便是“中和”。人人都達到“中和”的境界，大家心平氣和，社會秩序井然，天下也就太平無事了。本章具有全篇總綱的性質(zhì)，以下內(nèi)容都圍繞本章內(nèi)容而展開。
《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的一篇，一般認為它出于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據(jù)《史記孔于世家》記載，孔子的兒子名叫孔鯉，字伯魚；伯魚的兒子名叫孔伋，字子思�？鬃尤ナ篮螅寮曳譃榘伺�，子思是其中一派。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派。從師承關系來看，子思學于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曾子，孟子又學于子思；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是相同的。所以有“思孟學派”的說法。后代因此而尊稱子思為“述圣”。不過，現(xiàn)存的《中庸》，已經(jīng)經(jīng)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于秦統(tǒng)一全國后不久。所以名篇方式已下同于《大學》，不是取正義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論語》和《孟子》都是以本篇開頭的兩個字作為篇章的名稱），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內(nèi)容為題了。
早在西漢時代就有專門解釋《中庸》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載錄有《中庸說》二篇，以后各代都有關于這方面的著作相沿不絕。但影響的還是朱熹的《中庸章句》，他把《中庸》與《大學》、《論語》、《孟子》合在一起，使它成為“四書”之一，成為后世讀書人求取功名的階梯。
朱熹認為《中庸》“憂深言切，慮遠說詳”，“歷選前圣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中庸章句序》）并且在《中庸章句》的開頭引用程頤的話，強調(diào)《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的著作，“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其味無窮，都是實用的學問。善于閱讀的人只要仔細玩味，便可以終身受用不盡。
程頤的說法也許有些夸張，但《中庸》的確內(nèi)容豐富，不僅提出了“中庸”作為儒家的道德標難，而且還以此為基礎討論了一系列的問題，涉及到儒家學說的各個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為“實學”，被視為可供人們終身受用的經(jīng)典，這也絕不是偶然的。
中庸是人生的大道，是事業(yè)成功、生活與健康的根本理論，基本包含三層意義。
第一層意義: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離，不變換自己的目標和主張。這就是一個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鬃佑性�:"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第二層意義: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樂太過，治怒唯有樂，治過喜莫過禮，守禮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說:只要保持一顆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長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
第三層意義: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擁有一技之長，做一個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堅守自己的崗位，要在其位謀其職。引自月牙山人《中華心法》
中庸的把握心得:動中取恒，靜中就重。不辭中道，不偏不易。強為之名曰道，強為之形曰一。世人為勸向上，多取正義，然而道若為物，其形為一。
擴展閱讀：《中庸》對后世的影響
《中庸》是儒家經(jīng)典，至今已流傳兩千多年，在儒家學說中占有重要地位，位于“四書”次位，在中國歷的各個時期都有其獨特的學術特點、學術成就和社會地位。中庸是中華民族的古典哲學，曾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fā)展。
《中庸》在西漢時被戴圣整理并編入《禮記》中。魏晉南北朝時期，伴隨著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時代新趨勢，有學者把儒家的“中庸”與道家“無為”聯(lián)系起來，為“尚儉”立據(jù)，但影響有限。如劉劭在《人物志》中將“中庸”作為一種極高德行來推廣，把“中庸”列為最完美之“情性”。據(jù)記載，當時伴隨著佛家“格義”學說的流行，還有引佛家義理釋解“中庸”的著作出現(xiàn)。唐代李翱將《中庸》尊為經(jīng)書，撰有《中庸說》，提出了一個《中庸》的傳承譜系，并與佛家心性之學相糅合，闡發(fā)與弘揚《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學說。他將傳承《中庸》的本意弘揚性命之說為己任，在糅合佛儒觀念的基礎上，用佛家“不動心”的理論來詮釋儒家“誠”的內(nèi)涵，不僅由此建構起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同時，其融匯佛家與儒家的心性學說為一體，對于后來宋明理學的理論建構，也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宋代以來，《中庸》逐步確立了儒家經(jīng)典地位，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nèi)容。宋真宗年間，曾將《中庸》一書作為科考的內(nèi)容；宋仁宗時，還對新中的進士頒賜《中庸》一書以為獎勵。北宋程顥、程頤首先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同等看待，并行同列，提高了《中庸》的儒學地位和社會影響，為《中庸》成為宋明道學問世的理論基礎，開辟了道路。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與《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合編成《四書章句集注》；南宋嘉定五年（1212），《四書章句集注》被晉封為“國學”，“四書”的官方地位被正式確立，《中庸》遂正式升格為儒家經(jīng)典。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被欽定為科舉出題用書。明成祖為《四書五經(jīng)大全》御筆作序，頒行天下，成為明代科舉取士的準則。清代，“四書五經(jīng)”仍是封建科舉考試的欽定必考書目。作為“四書”之一的《中庸》，地位也隨之不斷被抬升，達到了它的至高地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統(tǒng)治集團的御用工具和理論依據(jù)。
到了近現(xiàn)代，梁啟超、孫中山視《中庸》為國寶。毛澤東改造中國也從中庸入手，曾用“矯枉過正”指導農(nóng)*動，又以“過猶不及”指導延安整風。
二十世紀上葉，由于西方現(xiàn)代性初入中國，《中庸》思想受到誤讀，一些人認為“中庸”無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類，應該被批判和拋棄。這一文化中斷和思想愚化，使得當代人對中國思想經(jīng)典相當隔膜。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隨著中國崛起成為國際關注的話題，以及新的出土文物文獻的發(fā)現(xiàn)的闡釋，人們對中國思想文化重要體現(xiàn)的《中庸》研究更加深入，其意義不僅為當代中國學界所關注，而且成為國際會議的重要議題。
擴展閱讀：《中庸》內(nèi)容結構
《中庸》一書，共三千五百多字，按照朱熹的分法，分三十三章，四大部分，傳的是自上古大圣以來的儒家道統(tǒng)心法，其內(nèi)容涉及為人處世之道、德行標準及學習方式等諸多方面。第一章到第十九章的內(nèi)容著重從多個角度論述中庸之道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第二十章承上啟下，從魯哀公向孔子詢問處理政務的方法一事著手，通過孔子的回答指出了施行政事與加強人自身修養(yǎng)之間的密切關系，并進一步闡明天下通行的五項倫理關系、三種德行以及治理國家的九條原則。在此章的最后引出全書后半部分的核心“誠”，并強調(diào)要做到“誠”的五個具體方面。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三章的內(nèi)容，便是圍繞“誠”來展開的。
《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是總綱，但這個總綱卻是子思表述出來的，并不是孔子原話。此下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和第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都是每個部分的綱領，但恰恰也都是子思說的，而引用的絕大部分孔子的原話，反而是用來解釋、例證這些綱領的。也就是說，如果援用“經(jīng)—傳”的結構來理解，《中庸》里具有“經(jīng)”的地位的話，都是子思說的；而孔子的話反而只有“傳”的地位。
